文/黄亚男编辑/独秀2001年1月,曾印从冰天雪地的新疆来到温暖的深圳,参加中兴为期一月的新员工培训。“一下车,就看到蓝天白云,穿着皮鞋在外面走一天,都不用重新擦蜡”,深圳给曾印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刚辞去教师的工作,从体制内投身企业。三年后,他随新工作南下深圳定居。从1980年深圳特区建立起,许多内陆地区的年轻人奔向深圳淘金。曾印是2000年初跳出体制、下海深圳的高知分子之一。这股深圳移民潮持续至今。从位于后海灯火通明的办公楼下班后,辰逸回家只需要半个小时。这与他此前在北京的通勤距离简直是天上地下。去年,辰逸辞掉了在北京八年的媒体工作,选择来到深圳定居,妻子和小孩都暂时留在了北京。“好多朋友都从北京来了深圳。”辰逸说。让他们离开的原因雷同,北京的雾霾天气、生活质量低、尤其是严苛的落户政策,让这群三十而已的年轻人在盘算未来的时候渐渐失去斗志。辰逸是北漂转深漂大潮的一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人口增速从2016年开始急剧降低,到2017年、2018年都呈负增长。过去一年,北京减少了0.6万人,而深圳新增41.22万人。三十而立:从代工厂到硬件天堂
“这种感觉有如深圳市政府门前的那头老牛,拼命向前拉,拉的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树墩——恐怕雕塑者没有想到,这座暗含深圳精神的“孺子牛”雕塑竟然成了今日深圳心态的真实写照。”2002年,深圳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11月,人民网和新华网发表的一篇近2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文中洋洋洒洒提到了深圳的发展史,指出深圳过去的惊人发展更多是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本身缺少城市的长远战略规划。“空心化”的深圳走到衰落的拐角。曾印记得,当时这篇文章影响力很大,在民间和政府官员间广为传播。彼时深圳市市长甚至找到作者,与其做了两小时的观点交换。深圳特区建立前十年,依靠优惠贴补政策,在“三来一补”模式下吸引大量港资外资在深建工厂。大量的彼时玩具、电子电路、服装衣服加工厂以极低的运营成本聚集起来,深圳一时成为了中国最“新”的城市。援引深圳因特虎智库数据,到1993年,石岩上屋怡高厂所在的宝安区拥有3400家三来一补工厂,全年工缴费总计2.2亿美元。
火币矿池将上线DeFi挖矿专区,锁仓USDT/ETH/BTC享DeFi流动性挖矿奖励:据火币矿池官方消息,火币矿池将于9月11日16:00(GMT+8)上线DeFi挖矿专区, 用户可质押USDT、BTC、ETH享DeFi流动性挖矿奖励。火币矿池将每天按照实际收益给锁仓用户空投奖励,用户无需再承担链上操作产生的gas费用。
首期锁仓活动将于9月11日16:00 (GMT+8)开启,详情请查看官方公告。[2020/9/10]
东升摄,1986年,深圳电子厂女工在流水线上不过,低端制造的代工厂始终处在产业链末尾,工厂利润低下。而且,1997年金融危机后,毗邻深圳的香港受挫,这也让当时的深圳投资、出口受到牵制。进入2000年,随着各地改革改制,吸引外资的政策蜂拥而出;同时中国加入WTO,与世界接轨,深圳作“窗口”的角色也变得有些尴尬,深圳依靠“三来一补”政策聚集起的低端制造业红利已经走到了尽头。产业升级和迭代成为了深圳必需的一道关卡。在2004年,深圳市委政府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决定》,2006年深圳市委政府的1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市政府开始为这个城市寻找自己的路。此后,关于创新的呼声没掉下去过,针对各行业的资金补助、研发扶持、补贴的配套政策一批批落到实处。“那时候政府最先着急了。出来了一批鼓励研发的政策,专门扶持企业创新项目,而且深圳政府从不偏心国企。”曾印对此印象深刻。“我自己也就去申请过,参加过政府答辩,他们效率非常高,进去对组委会回答问题,之后面试结果全部公示。”在曾印看来,现在深圳之所以成为世界科技硬件重镇地,源于政府后期的重视与引导,也源于前期长达几十年的沉淀。精细化而完备的产业链让深圳能够高效承接科技制造业。2019年,受到制裁事件影响,曾印所在部门不得不解散,他也离开了中兴通讯,他和从前的同事们重新创业,继续的是老本行,“属于换汤不换药。”曾印企业面向专业客户生产的通讯设备,大多是按需求定制,而且算是相对细分的一类软件,但是依托深圳发达的产业链,一切仍是轻车熟路。底盘与驱动力
火币合约COO Tom:数字资产衍生品市场空间巨大 合规化是未来主要方向:据火币消息,近日火币合约COO Tom在受访时谈及新用户入场这一话题,Tom表示,火币对于市场增量用户非常乐观。这源于火币平台运营多年,品牌积累非常深厚,不会担心增量用户的问题。合约市场是聪明的,可以进行自我调节。当市场有需求的时候,整个合约市场就会蓬勃发展;当市场饱和时,市场就会进行洗牌,目前还没有到狼多肉少的阶段。
对于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空间,Tom指出,数字资产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可观。参考传统金融市场,它的衍生品市场资金量非常大的,所以数字资产衍生品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增量空间。从监管层面看,目前还没有进行全面监管,对于市场来说,不利于上涨。未来监管层一定是改堵为疏,合规化一定是主要的方向。[2020/5/29]
在深南大道两侧林立的大楼里,TCL、中兴、联想等企业的招牌十分显眼,在这其中,只有腾讯是互联网企业,而腾讯最初的业务也不是互联网,而是寻呼机。深圳没有互联网基因,它的基础是硬件制造业。曾印见证了中兴通讯和华为如何引领中国的通讯行业从模仿、紧随到超越国外技术。他回忆,华为、中兴等头部企业汇集深圳,也带动了周边城市产业链的完善,深圳关外、东莞、惠州等产业链高度发达,精细化程度高。“在这里,随便一个扫地阿姨都能给你组装出一部手机”,这虽是句玩笑话,却是华强北的真实写照。这里的柜台老板告诉锌财经,“能买到任何你需要的元器件,就算买不到,我们也能一夜之间帮你生产出来”,华强北是深圳在电子元器件产业中长出来的“特别现象”。1988年,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市场开业,就吸附了附近众多电子企业的优势,吸引了从全国乃至海外的工程师,毕竟,这里总能找到最新最全的元器件。十余年发展,华强北被赋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声音 | DFund即日起退出火币超级节点:赵东今日发微博表示,DFund即日起退出火币超级节点,不再参与任何Hadax投票事宜。[2018/6/30]
赛格电子商场,2003年深圳的硬件制造大多都像华强北这样集群存在,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让厂商快速找到原材料,缩短生产链条,提高利润。这种成熟的模式吸引了众多硬件创业者。硬件创投机构Haxlr8r选择在深圳落户,也是为了方便其投资的创业者能快速找到工厂,做出原型产品,再去硅谷游说投资人。其创始人兼CEOCyrilEbersweiler曾提到,深圳真的是什么都有,从设计师、机械师、代工厂、零部件销售商……想要什么,都可以找到。如果说硬件制造是深圳的底盘,那么,民营经济则是深圳的自驱动力。1986年,深圳市政府要在国营企业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王石决定抓住让万科得以自主经营的机会。经过一番角力,1988年12月,万科终于摆脱国营的“如来神掌”,股改方案获得通过。由于地处深圳,万科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幸运儿。深圳有相当多的知名企业,包括华为、平安、金蝶等,都创立于1988年,绝非偶然。此后,民营力量成为深圳经济活跃的内驱动力,放眼全国,这是独此一份的特例。有行业人士认为,北京的经济底盘是靠国有经济撑起大梁,阶级利益固化,许多生意要依靠资源、人脉,拿到牌照后就一本万利。而深圳民营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独特的政策与资本环境。“这几年经济大盘萧条,但深圳没有太受影响,归因是它强大的内驱力与活力”,曾印告诉锌财经。“疫情期间,深圳只停了两个月,到了三月份就已经开始恢复运转了。不像那些依靠外贸加工厂,没有订单就无法生产”。经历了高度市场化教育和自我变革,深圳的产业经济学会了自驱运转。不过,成熟的产业经济自转,也给后来者立起了极高的门槛。曾印也感叹道,在深圳创业,硬件领域内,刚毕业的年轻人几乎是做起不来的,至少要有七八年的积淀或者在软件技术上有超人的地方。而且,此时,创业已经与前几代赤手打拼的前辈们不同,几乎所有赛道都已有巨头的身影,留给创业者的机会不多了。创业红与黑
声音 |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建议深圳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大额资金:据中国新闻网消息,近日,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发展并无冲突,是中央希望大湾区多元发展的另一种尝试。他向深圳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全城发展自贸区,关税降为零,从深圳运货去内陆另设关卡;第二,前海的税率与香港看齐,以吸引人才;第三,实现资金经深圳进出中国内地的自由化,可规定资本须在深圳停留一年,并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大额资金。[2019/9/15]
吴桂华见证了创业赛道的逐渐缩窄。90年代末,中专毕业的吴桂华跟随第二波移民潮来到深圳。当时,香港制造业北迁,深圳及周边城市建起了许多代工厂,吸引了大批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通过老乡介绍,进了一家厨电销售店做店员。他凭着潮汕人好拼精神和机敏劲白手起家,从挨家挨户做销售,到成为区域高管,在深圳一点点攒下资源、门路和原始资本。十多年下来,吴桂华创立了一个小厨电品牌。鼎盛时期,门店开到40多家。依托深圳成熟的加工产业链,吴桂华自定产品标准,在深圳找工厂代工;小部分买断小型生产线,自己设计自己加工。2010年前后,头部企业的垄断效应越来越明显,小品牌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吴桂华公司的线下渠道压力越来越大,加之他摸索出了一点电商门道,感觉到转型风口来了,于是狠心把厂子、门店全部卖掉,全面转为电商代运营。在吴桂华看来,最早期来到深圳,能够靠着渠道占山为王,但是第二波、第三波来到深圳的创业者,再难吃到渠道红利了。“后面挣到钱的都是有技术的人,你想要仅仅靠渠道一直吃红利下去,在深圳这种城市是不行的。它变得太快了。”
动态 | 深圳市金融办:研究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强化动态监管: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充分运用互联网及区块链等技术,连接供应链金融领域各类主体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平台;鼓励供应链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管理、服务能力,实现供应链交易及信用生态的可视、可感、可控;研究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强化动态监管。[2019/1/15]
图源网络辰逸与陈鲁是新一批的深圳移民。与前人的淘金不同,他们来深圳是权衡之后的选择。在去年来深圳之前,辰逸在北京干了八年媒体。或许是因为离互联网企业更近,见识过风口的膨胀,更以及潮落后满地的荒唐。他打心眼里对于北京的那种互联网企业模式充满质疑。“创业者手里拿着一个商业模式,去找投资人投钱,然后烧钱圈用户,几轮下来拉升估值,捧到上市,然后投资人创始人一起拿钱退出。你说这种企业最后给社会能带来什么吗?”辰逸问道。来到深圳后,辰逸也离开了媒体。他对深圳很有好感,这边的企业创业大多都是自己真金白银砸进去,一点点打拼出来的,“这才是实业兴邦。”陈鲁来到深圳的时间更早,在2015年来深创业,辰逸对深圳的感知他大致同意。“深圳很务实,创业非常看重投资回报,走烧钱模式的公司在深圳很难走起来。”相对北京来说,深圳创业也更加容易,毕竟在北京人脉、圈层已经非常稳定,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可能没什么防备。只要你说能赚钱,大家都愿意听你说。”不过这并不代表深圳不会出现盲目追赶风口的现象。陈鲁认为,深圳有股投机主义气质,只要哪里说能挣钱,大家就一窝蜂赶过去赚钱,非技术创业公司在深圳很难融到资。陈鲁觉得深圳相比北京缺乏思潮上的创新,“太强调当下和实用,很难出现真正有影响力、真正变革模式的企业。”陈鲁的结论已经有过先声。有人列举过,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小巨头里,美团、滴滴、字节跳动都在北京,而上海出现了拼多多、小红书;唯有深圳显得冷清许多。根据胡润研究院2020年全球独角兽的榜单,北京位列全球第一,有93家,上海位列全球第三,有47家;深圳位列全球第五,数量上远远落后,仅20家。归属感
“来了就是深圳人”,然而,要在深圳找到归属感并不容易。由于极高的产业门槛,大多数创业者没能站上经济舞台,而更多数的人只是成为产业运转中的螺丝钉。曾印回忆,随着南下打工潮来的人大多没想过扎根深圳,都是想着挣点钱回老家,“2000年,就算是在科技园这些商业区,一到了晚上十点,大家都不太敢独自出门,抢劫案件不时发生。”“当时深圳房价很低,但谁想过在这里买房,想的都是挣到钱后回家。”曾印提起,来到深圳时前途未卜,只是想着跳出体制,投入新世界。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的选择少得可怜,只有“奋不顾身投入时代洪流”的勇敢和理想主义。城市与人的疏离感持续至今。辰逸是深圳的“新移民”,他们选择城市和职业道路上无比谨慎、精打细算,巨大的城市压力下,选择成本似乎变得极其昂贵。走错一步路,都令人抖三抖。“辰逸们”选择深圳的原因高度雷同:北京的户口政策直接逼走了他们,综合考虑发展机遇、成长环境、生活质量,深圳就成了退一步的选择。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人逐渐成为精密运转的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承受巨大压力,设法做出自己人生的最优解。辰逸的一句话更加真实,虽然从心底里排斥互联网模式,赞同实业兴邦,但他在换工作时也留了两手准备,“如果有互联网公司给我更高薪的工作,我还是会去的。”
南山科技园炎热八月,深圳的空气中夹带着海的潮湿气味。晚上九点,高新园的高楼仍然亮着灯,每盏灯下的个体都在书写不同版本的来深故事,他们共享这个城市的环境、资源,也共同感受着城市快进与时代倾泻的压力与焦虑。城市与人相互选择与塑造。四十年,一代代移民南下,与深圳相互作用。1979年末,深圳常居人口有31万,到2019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343万人,深圳的GDP也由1979年的1.96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2.6万亿元,超越了隔壁城市香港,跻身亚洲经济前五。人口学历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受产业升级的影响,深圳新增人口学历结构也在提升。成立之初,深圳31万人中仅有4000人以上是初中学历;而在2008年,大专以上或中级职称人才占比达到10%;到2018年,深圳全年新增49万人,其中应届大学生和各类人才占比达六成。脱胎于社会阶层急剧流动的80年代,风云变化的市场经济催生了深圳许多财富神话。年至四十,深圳气质日渐沉稳,创富故事成了往昔的神话。然而,深圳仍是年轻移民者的心之所往。相比之下,经过40年市场经济的熏陶,深圳比其他一线城市更具备平民的务实气质,这种气质让后来者看到得以脱身螺丝钉系统,获得跃迁的机会。
郑重声明: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 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