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和人类文明的关系，恐怕比其他所有植物加起来还要大。
考古纪录中的小麦、城郭和文明，几乎循同样的节奏产生和扩散，从古老的耶利哥和肥沃新月地带，第一波传到两河流域和埃及，第二波传到希腊和印度河流域，第三波传到西欧和恒河、黄河和长江流域。
遥远的黑非洲、印第安美洲和大洋洲直到近代，才将殖民主义和小麦一起接收下来。
无论由于小麦本身的特性，还是由于围绕小麦驯化而形成的一系列历史节点和历史路径，小麦的故事和文明的发展已经难解难分，都具有强烈的中心-边缘格局。
动态 |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XRP与JPM Coin用途几乎相同:网友XRP_Cro今日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截图，截图显示，世界经济论坛最新报告称，Ripple（XRP）和稳定币JPM Coin的作用几乎相同。报告将XRP和JPM Coin列为用于银行间或跨行支付和结算的加密资产。（CoinGape）[2020/2/16]
如果说小麦文化居于人类文明的核心，面包文化无疑又居于小麦文化的核心。
面包的制作不仅需要相应的植物驯化技术，而且需要高度复杂和特殊的社会组织系统。
小麦社会就是拥有密集人口、定居者城郭和精英阶级结构的合格文明，但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不一定存在复杂的自组织。
面包社区将大多数成员的生存和生活交给只能由少数非统治阶级负责的磨坊和面包坊，本身就暗示次生的规则和信用演化体系已经高度成熟，足以保障普通成员不再有必要区分习俗和自然。
面包社区通常是拥有宗教、金融和市场多种规则库和关系网的复杂文明，而小麦社会很可能只能支持简单直接的统治。
BakingBreadinAncientEgypt
Christianity的发展，赋予面包特殊的文化和组织涵义。
面包代表基督的身体、生命的源泉和救赎的希望，面包社区和基督教社团的相互支持大大增加了复杂文化的生态位最高容量。
海洋中如果只有一块平滑的礁石，表面沉积的营养物质就会非常有限，除了简单的菌落以外，支持不了太多和太高级的生态位。
如果你在礁石上打一个洞，就能支持更多的物种。
如果通道像筛子一样密集和复杂，生态复杂性的增长速度就会大大超出礁石表面积增长的速度，溢出礁石周围水流的营养物质就会吸引各种层次的捕食者，捕食者施加的不均衡收割压力又会反过来促进礁石生态位的复杂化和分化。
文明本身的演化规律酷似生态群，社区/共同体层次的增加或减少会导致依附社区展开的组织和网络以大得多的比例增加或减少。
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传播优势，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组织资源的优势。
某种文化因子如果受到更多的尊重或表现更强的力量，原因通常不在单纯的物质层面，而在该因子携带的组织附加值，反之亦然。
面包社区在欧洲的传播、复制和分化，明显增加了欧洲文明的组织复杂度。
小麦技术在东亚的传播，却没有给原有的社会增加新的组织因素。
面包坊在欧洲的建立和运作，给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增加了无数的考验。
面包师不是西欧社会的孙二娘，只要不卖人肉包子就可以只顾自己赚钱。
行会的面包、市政委员会的面包、教会的面包、最高法院的面包、洛林公爵的面包、国王的面包和王后的面包各自在中世纪的巴黎申张自己的正义，产生了数不尽数的管制规则。
各种规则的运作和冲突又产生了海量的信息流通渠道。
一位四十岁的市民肯定至少十几次经历过各种原因的面包管制，像货币掮客熟悉黄金价格一样熟悉各种面包的配给规则。
一位四十岁的农民肯定至少十几次经历过领主对教区磨坊或私家面包炉征收保护费的斗争，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庄园法庭的斗争，也就是说考验自己运用习惯法的能力，往往还需要拿起武器为自己的教区而战。
一位教区牧师每周都要给教民分发圣餐面包，每年都要给穷人分发圣诞节的面包。
前者的神学意义和后者的zz意义产生了无数的解释和规则，引起了无数的纠纷和纲领。
东汉光武帝的麦饭沿袭了东周各邦习惯的鼠尾草植物烹饪方式，唐玄宗的胡饼增加了中亚商人给帝都带来的异国情调。
东亚居民吃到了物质的小麦，拒绝了面包社区及其组织附加值。
包待制和李闯王放粮与其说增加了，不如说减少了规则库的信息量。
LastSupper(Rubens)
组织的复杂度和规则库的丰富度在演化经济学的意义上等价，都可以换算为信息量。
信息量大的一方通常就是战争中胜利的一方，经济上富裕的一方，交流中输出的一方。
Christianity最初传入英格兰的时候，面包文化就构成了传教士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蛮族君主习惯的肉和牛奶在营养意义上明显优于面包，但他们无法抗拒面包文化隐含的组织附加值。
他们多次尝试杀害传教士和抢劫面包以后，终于发现皈依Christianity才是最可靠的面包获得途径。
都铎王朝的英格兰臣民歧视苏格兰高地人、威尔士山民和爱尔兰人，因为他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以肉和奶为主食，把面包当成进口的奢侈品。
爱尔兰人改种土豆以后，遭到了更多的歧视，因为土豆田号称“懒人床”，挖出的土豆可以立刻烤食，围绕磨坊和面包坊的复杂组织都是多余的。
土豆种植者容易沦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外邦人：习惯孤独的生活，缺乏合作和信任的社会性美德；他们很容易败给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希腊人：习惯参加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对同侪的支持保有经验性的信任。
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人在本土作战通常会一哄而散，流亡者加入法国军队却表现勇武，说明爱尔兰社会的组织度和信任度低于法兰西，虽然两者在形式上都是Catholic社会，尤其说明许多杂文家称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或东方劣根性的东西，其实跟浮泛的东方或西方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反映了非常具体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差异。
这种差异更容易体现在边界清晰的小共同体之间，而非符号性多于实质性的宗教、文明和地域之间。
海沙岛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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