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学术界，有一个课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后？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状态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开始领先世界？
在中国学术界，主要将问题归结于“现代化论”这一技术性层面，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为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而从19世纪后为何就不再领先了？
以安格斯·麦迪森和伊懋可为代表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1000年里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世界经济问题的1/3，依靠的是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来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经济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实现的。这一观点，将原因归结为劳动生产率，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不断增加，反观中国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在19世纪经济总量超越了中国。
麦迪森和伊懋可的诊断，为破解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这一解释也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与质疑。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制约，1500年以来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且是近乎无偿地占有廉价世界资源的结果，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的矿产品。
西方经济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一旦资源被掠夺殆尽，或者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这种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
另一个挑战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持续起飞。
这一学派认为，新中国的发展，70年代以来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东亚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与西方单一竞争性模式不同，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开辟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道路。
相较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和殖民地掠夺谋增长的“工业革命”，这一模式被称为“勤劳革命”。
这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优势在于“质”而不在于“量”，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勤劳、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的高素质。而这种优势，与中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分不开的。
故，19世纪开始，处于世界长期领先的中国，被西方超越，并不简单是科技的落后，与劳动生产率的低下造成的，或者说这只是表象，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探究一下。
第一，地缘方面。
自10世纪以来，在中国的主导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系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与金融流动体系。
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和以琉球为核心，联系东洋、西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
而在16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世界地缘态势发生大变动，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最终于19世纪走向瓦解。因此，中国那时的衰败，首先是帝国主义扩张对地缘态势引发变动的结果。
第二，金融财政方面。
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
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明朝隆庆元年起，主要靠进口美洲白银和银元，来解决货币短缺矛盾。
魏源很早就深刻指出：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
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也是《钱币疏》，文中提到中国400年没有国家主权货币，首倡“废两改元”，废除银两，国家铸造发行银元为主权货币。
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将“货币革命”作为革命任务的一部分。
而直到1935年，中华民国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改而发行“法币”。币制设计上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将日本排除在外的币制设计，竟成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
20世纪40年代，由于法币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
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缺乏有力支撑，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治理能力方面。
一个国家的领导组织能力，是经济发展乃至全社会全面进步的核心。这次应对全球疫情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宋朝以来，士大夫阶级已经不能再担负起近代化国家的治理职能，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甚至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管理者无能，基层治理权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从面造成了管理“缺位”。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危机，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朝没有，即没有真正的治理者。
王安石痛批中国“没有人才”，儒家文化的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治理日益近代化的国家。儒学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从治理角度讲一塌糊涂。
王安石希望把“文人”和“圣贤”从治理者中剥离出来，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可称得上“中国改革的第一人”。
但王安石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上得罪了士大夫阶级，下无法触及基层的胥吏阶级，难逃失败的命运。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来的，基层事务由人民轮流担职处理，国家不发工资，是没有公务员编制的，这些基层的事务员，主要靠办事获取的“好处费”。
这样就导致了，上层士大夫的无能和无为，基层管理者胡作为，前者每日做学问，赋歌吟诗，后者当起了江湖老大式干部。
胥吏的典型代表就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宋江是县政府里负责起草和管理案卷的办事员，国家不发工资，他广结江湖人士，还经常出手大方的接济哥们，被称作“及时雨”，钱就好像是大风刮来的，还包二奶，养小三，这就是典型的“最骄横者”胥吏阶级形象。
胥吏根本不需要索贿就能来钱，比如，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让他逃跑，晁盖马上派刘唐拿100两黄金酬谢宋江，还对他感激涕零。如果说宋江勾结的不是谋反的反贼，那他这些贪污受贿都是默许的，因为国家财政不承担他们的工资。
这种治理模式上下脱节，基层治理交给胥吏打理，上边的要求和下边的落实就成了两张皮，导致只能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一切成了表面文章，而胥吏操持的地方政权和黑社会性质没有区别。
王安石变法只是旨在解决治理上的“专家型人才”，只变“官”而不变“吏”，可以“强国”却不能“安民”。
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最大的弊端，就是中央与基层民众脱节，基层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来治理。而蒋介石则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传统。只是到了后期，国民党的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能吃美国的“救济粮”，方才第一次同情领导的人民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尽管走了些弯路，但这都是探索应付出的代价，我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就在追赶世界的进程中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就是解决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弊病，只有中国代表了基层人民的利益，让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这条道路才能拯救中国。
当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所表现出的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特别是这次全球抗击疫情，有比较才更有说服力。
当然，任何制度都是要靠人去执行的，任何个体都有可能被腐化，所以我们加大了反腐和扫黑力度，将那些“官”“吏”瘤彻底拔除，中华民族重返世界之巅，已不远矣！
郑重声明：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 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