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国之大者。
文|华商韬略王洪臣
“冻卵”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被写入重要报告。
试管宝宝,正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尽管已过去了三年多,想起妻子余玲当时在病床上的样子,杨麟仍然非常难受。
2019年,因为双侧输卵管积液,余玲不得已做了切除手术。当他们查看手术单时,以为只切了一侧,还在庆幸以后还有自然怀孕的希望。
半小时后,主治医生通知他们:双侧都做了切除。
杨麟记得很清楚,当医生一转身,平时爱说爱笑的余玲眼泪就流了下来,根本止不住。
夫妇俩还记得,那一天,同病房还有两个女病人,做的都是辅助生殖中的取卵手术。其中一个因为术后疼,抽泣了好一会。
所谓辅助生殖,是指通过医疗辅助手段,对人的卵子、精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的目的。
这是杨麟、余玲夫妻俩头一次近距离接触辅助生殖。此后三年多,这项技术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他们太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了。
中国人不爱生孩子了,既是近几年的焦点话题,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2021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062万,仅比上一年增加48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预计大概率进入负增长阶段。
很多年轻人,也对生孩子不太上心。比如,余玲工作的那家互联网公司,她所在的部门有二十多人,大都是90后。其中,有单身贵族,有丁克,有同性恋,但就是没一个人有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开了,哪像我这样的‘老阿姨’,还想着要孩子。”82年出生的她自嘲说。
反应在生育率上,目前国内生育率已下滑至1.69,高于日本,但低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众多发达国家。
但在很多人不爱生孩子的同时,很多人也正在想尽办法生孩子。作为受孕的医疗辅助手段,辅助生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助力。
首先是不孕不育率持续提升。
据沙利文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约有4780万对不孕夫妇,不孕不育率为16%,与发达国家相当。而根据太平洋证券测算,国内不孕不育率将从2016年的17.2%提升至2023年的20.4%。
然后是初婚初育年龄的不断提升。
2006年至2017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从23.4岁提升至27.3岁,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升至26.5岁。生育年龄的推迟、多胎政策的开放,让高育龄女性从2000年的35.2%提升至2020年的39%,并预计将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48%。
不孕不育的患者,与高育龄女性一起,成为了辅助生殖消费的主力人群。
当初给余玲做手术的医院,一家全国知名的生殖医疗中心,就一直生意火爆。
即便在疫情期间,这里仍然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者络绎不绝。而在那次出院后不久,杨麟和余玲做了决定,也在这里做试管婴儿。
在决定采用试管婴儿方案前后,杨麟和余玲了解了大量关于生育和辅助生殖的知识。
比如,女性生育的黄金年龄在35岁之前,之后卵巢功能会快速衰减。而到了38岁又是一个坎,排卵量会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这个时候,即便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也要明显低于年轻女性。
余玲结婚时已35岁,现在他们就有些后悔,当时没有直接做试管,也没有做个彻底的生殖体检,耽搁了两年的宝贵时间。
医学上来讲,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就可以判定为不孕不育,需要接受辅助生殖的技术手段。
辅助生殖手段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和配子移植,其中体外受精,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试管婴儿”,以妊娠率最高的优点,最受患者欢迎。
如上图所示,试管婴儿分为三代。据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数据显示,一代试管的临床妊娠率在50%左右,正逐渐成为主流治疗方法。
这些年来,随着大众认知水平的提高,辅助生殖也已被广泛接受。
正如曾因冻卵引发热议的徐静蕾所说:“对现在来说做试管婴儿很正常,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类科学技术拥有了双胞胎、三胞胎,而且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这个很正常。”
除徐静蕾外,很多明星夫妻也选择了辅助生殖。
刘德华、朱丽倩就是试管婴儿成功生育的代表。据帮助他们成功产女的医生指出,当时已经43岁的朱丽倩,成功机会只有10%。
陈慧琳也曾在香港移植过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幸流产。后来她赶在40岁前,又通过试管移植成功产下一子。
涉嫌的张庭、林瑞阳夫妇经历最为励志。他们在2年内做了9次试管婴儿,张庭为此打了上千针排卵针,最终在39岁时生下大女儿,41岁又通过试管技术,生下小儿子。
此外,李嘉欣、黎姿、邓文迪、伊能静等不少名人也都采用过辅助生殖技术。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也已经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在名人明星效应下,越来越多人接受并走上了辅助生殖之路。
“做试管的真的越来越多,你知道吗?我原来公司的一对拉拉,准备一人生一个。”余玲说。
于是,2020年下半年,杨麟夫妇踏上了准备试管移植的路途。
准备做试管后,余玲经常和自己的老乡季文文交流。后者比她大两岁,结婚9年,试管6年。在这段时间里,她取卵超过17次,3次怀孕但最终都没有留住。
季文文夫妻俩分处异地,她在河北某地做老师,老公在北京,平时聚少离多。
为了怀孕,季文文夫妻两人走遍了北京在辅助生殖方面有名的公立、私立医院。无论是试管的流程,还是注意事项,甚至于哪家医院的服务好坏和知名医生,季文文都了然于心。
余玲经常用季文文的经历鼓励自己。虽然对第一次做试管充满希望,但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因为医生告诉她,这个年龄第一次成功的概率只有30%。
通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试管婴儿流程在2个月左右,治疗周期在12-20天,而在此之前,患者要先进行相关体检,建档,由医生确定方案。
进入治疗后,首先用药物刺激卵巢,抽取合适的卵子,俗称取卵,之后择机完成受精。
随后,在培养液中完成胚胎的发育,形态稳定后用PGD/PGS进行诊断和筛查,筛选出优质健康囊胚。最后,用冷冻技术保存或直接移植,并进行妊娠化验,判断受孕是否成功。
“成功怀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季文文说。但第一步对很多人来说就很难。
2020年“十一”后不久,医院通知余玲要开始打促排卵针了。
这是她打过最疼的一种针,腹部两针,臀部一针。
虽然护士有过提醒,但疼痛程度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出来后她告诉杨麟,有个女孩当时就疼哭了。
这种针,余玲连打了10天。
每天一大早,她先去打针,然后再安排一天中其它的事情。她越来越佩服季文文,因为这个过程,季文文经历了17次,每次都是十天以上,每天从河北赶到北京,打完针后再回去上班。
后来,余玲又听说同期有一对江苏的夫妻,每天坐高铁来北京打针,然后当天再赶回去。2021年时,北京的疫情防控已经很严,但来自外地的患者并不鲜见。
这也是我国辅助生殖方面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或者说辅助生殖产业仍相对落后所导致的。
从产业链的角度观察,辅助生殖赛道的上游,包括促排卵等辅助生殖常用药物及医疗器械;中游方面,主要为互联网+辅助生殖服务企业;下游则是服务于终端客户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根据国内辅助生殖第一股锦欣生殖的招股书披露,截至2016年底,我国拥有许可的辅助生殖机构共451家,其中拥有IVF牌照的机构327家。
到了2020年,辅助生殖机构达到536家,其中拥有IVF牌照的机构共411家。
四年时间,相关机构增长的速度并不乐观,稀缺的供给状况改观不大。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我国对辅助生殖领域的管控较为严格,准入门槛很高。这并不利于提升我国的辅助生殖渗透率,但对已拥有牌照的机构来说,却可以获得先发优势。
稀缺的供给资源背后,往往就是更高的价格。
在余玲在医院奔波打针时,杨麟要做的,除了每天吃提高精子质量的营养药物,就是努力赚钱。余玲已辞了工作,如果有了孩子,一家三口靠他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并不轻松。
2022年2月,北京市出台了《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16项辅助生殖项目被纳入医保。
虽然这项政策后来被“暂缓执行”,但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针对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多个提案都建议,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覆盖范围,降低相关就医费用,推动辅助生殖渗透率持续提升。
政策落实会有一个过程。
高昂的费用,也是让很多家庭对辅助生殖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目前,由于费用太高,辅助生殖并未被纳入医保,而最便宜的一代试管,每个周期在公立医院,也要3万元左右。如果是有家族遗传病史情况的三代试管,每个周期最少要10万以上。
打了10天促排卵针后,余玲检查出11个卵泡。医生认为数量和质量都还可以,就安排她打夜针,两天后一早到医院做取卵手术。
那天他们一大早赶到医院,余玲住进病房等待手术。病房外的走廊两侧,或蹲或站,都是着急等待的男人。
余玲的手术安排在十点多,只用了半个小时。医生说成功取出4个卵泡,后面要培育胚胎,让他们回家等结果。
如果受精的胚胎发育较好,女性身体条件允许,一般三天就做鲜胚移植。如果条件不理想,就会继续培育成囊胚,或者进行冷冻,等待身体条件允许再进行移植。
在辅助生殖的整个周期中,培育胚胎是最有技术含量,也是收费最高的一环。
第二天,医院通知他们配成了两个胚胎,让余玲隔天去医院做鲜胚移植。
季文文告诉余玲,移植手术很简单。所以,她没有让杨麟跟着,一个人做完移植就回家了。
但是,在回家之后等待妊娠化验的几天里,余玲越来越紧张,甚至影响到了睡眠。
事实上,在辅助生育中,有大量患者都会出现失眠、焦虑的情况。面临多重压力的她们,不仅需要辅助生殖技术,还需要心理疏导。
在经历过无比忐忑的一周后,余玲和杨麟的第一次移植还是以失败告终。
和她同期移植的七位病友中,有年近五十失独的大姐,也有年龄相仿的80后,都没有成功,只有两个90后做成了。
此后一直到2022年夏天,余玲都在锻炼和调理身体,为下一次做准备。
余玲努力准备时,杨麟妈妈则告诉他,老家表舅的二儿子也准备做试管,就在市里做,鼓励他们再尝试一次。
也是在2022年,季文文踏上了自己第18次试管移植之路,在一家私立医院成功怀孕,并且度过了危险期,正满怀信心的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2022年9月,余玲和杨麟来到季文文推荐的那家私立医院,重新开始建档、定方案、打针。相比公立医院,这里一代试管的价格要高出近3倍,接近10万,但服务质量也有了对应的提升。
取过一次卵后,培育出3个胚胎,医生认为成功概率不高,需要再取一次。于是,10月份他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周期。
11月上旬,余玲打了十几天针之后,医院通知可以第2次取卵了。
那天走到医院门口,杨麟突然发现被健康宝弹窗了,但手术不能等,只好让余玲自己先进去。他手忙脚乱的联系社区和12345,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在中午解除了弹窗。
让余玲一个人做手术,他心里很难受。
这次余玲只取到4个卵泡,但配成了3个,还算理想。医生让她好好保养身体,恢复一两个月再做移植。
在此期间,“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出现在重要会议报告中。
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仅为7.0%,美国则超过30.2%。
最近几年,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我国正逐步放开对辅助生殖领域的管控,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性文件,开始为辅助生殖产业的发展创造环境。
这都为辅助生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据沙利文数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将超过850亿元,2021-202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5%。
也正是高度看好行业的发展前景,国内辅助生殖领军企业,目前已在中美两大市场建立起优势业务地位的锦欣生殖,2019年在港股上市后,市值一度突破500亿港币,并被顶级投资机构高瓴资本重仓加持。
辅助生殖的初衷,是帮助那些无法生育的夫妻与个人,但随着社会风俗的变化,它慢慢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比如加速改变中国人生育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它都会受到欢迎,并被需要。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希望生孩子的。”杨麟说。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辅助生殖行业深度:为什么美、日没有大型连锁化辅助生殖机构》太平洋证券
《生育焦虑中的女性,能通过辅助生殖自救吗?》八点健闻
《“试管婴儿”进医保,辅助生殖:下一个千亿蓝海市场?》头豹
《2022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洞察报告》36氪研究院
《辅助生殖服务:你不可不知的千亿市场》思宇医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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