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霞光社，作者：郭照川，编辑：计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约20天前的6月20日，东南亚“大厂”Grab爆出裁员消息。
这家总部位于新加坡，集打车、外卖等综合本地服务为一体的互联网公司，是东南亚科技公司的代表之一。但这一次，巨头也扛不住了。
其此次裁员的全员信和全员会议中透露，此次裁员涉及到1000余位员工，约占总员工数的10%。这也被外界认为是Grab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甚至，中国互联网圈也对Grab裁员引发了一阵讨论——Grab在北京的团队也受波及，裁掉了10%左右。
事实上，在疫情刚刚开始的2020年，Grab也曾经进行过一次裁员，但那次被曝出的裁员人数为360人，远没有此次宣布裁员千人的影响巨大。
裁员消息后的第三天，即6月23日，Grab股票出现波动，股价大幅下挫5.11%。而整体上看，自2021年底在美股上市以来，Grab的股价已经下跌了约70%。
Grab的巨大裁员精简力度，以及去年9月东南亚另一明星科技企业Shopee的大裁员，几乎让整个出海东南亚的企业和资本都感受到一些负面情绪。一些过去喜欢投资东南亚的机构，也动作放缓，紧衣缩食。甚至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关于东南亚市场的质疑声音：“是不是东南亚互联网不行了？”“新加坡经济是否尚可支撑？”“Grab的现金流难道还有问题？”
实际上，几乎整个东南亚的头部科技公司，都跟中国互联网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乃至他们的业务模式也跟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异曲同工”。因此，Grab的大裁员，某种意义上也是东南亚科技公司在学习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后，一种阵痛的缩影。
真实的东南亚互联网大公司竞争，目前呈现怎样的生态？Grab全员信中提到的新的“运营环境”，也就是东南亚市场的商业环境，如今又有哪些变化？霞光社结合众多信息和采访，试图呈现这种变化。
一、“三项全满”的Grab，也裁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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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全满”，是一位刚刚被Grab裁掉的员工，给予这位老东家的评价：
“工作内容，同事，薪水三者占一项就能苟着，两项能不动就不动，三项那就是奇迹。而我第一次体验到三项全满。”
这位前Grab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自述，职位是数据、产品分析师，有着4年零9个月的工作经验，曾涉猎过咨询和互联网产品等方向。
在发现被Grab裁员后，他语气中更是充满遗憾和惋惜。
图源：坡坡DA求职中
事实上，不止是这位被裁员工，Grab至今仍被不少年轻人认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职公司。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和谐的同事关系，是Grab作为一家东南亚互联网“大厂”给人留下的印象。
有一件事情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发出裁员消息时间上，联合创始人&CEO陈炳耀特意选择了在多数办公地点的下班时间之后通知，以使被裁员工有私人的空间和时间处理这个消息。
也正因此，许多人的反馈是“太突然了”。
Grab是谁？对于出海东南亚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Grab被誉为东南亚版“滴滴”和“美团”，于2012年在马来西亚创立，创始人是HooiLingTan和AnthonyTan——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哈佛MBA同学。在后来的十年中，Grab通过资本支持和烧钱激励吸引司机入驻，快速进入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以及印尼和越南市场。2018年，Grab收购Uber成为东南亚打车独角兽，同年推出了外卖配送平台GrabFood。2021年Grab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时估值就已经达到400亿美元，其服务内容除了出行和外卖，已经拓展到了金融、健康、支付等诸多本地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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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南亚之前，朋友让我先下载好Grab，一下机场打车就要用，外卖、支付都用得到。”曾经多次前往印尼，从事跨境生意的Abby告诉霞光社，如果不在意多出来的服务费，用国内的支付宝都可以直接连接到Grab在本地打车。
可以说，Grab目前已然成为遍及东南亚最大的互联网本地生活平台之一。
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根据Grab去年的年度报告，全球员工总数也仅为11934人——绝非体量庞大到明显存在冗余的互联网庞然大物。
在诸多社交媒体上，Grab的风评也是“一股清流”：“不加班不内卷的互联网公司”“值得去的小而美外企”等等，都是较为正面的评价。在Grab被裁员工的脉脉下，还有“还招人吗？”“下次招人啥时候？”等等留言。
一位Grab前员工表示，前公司G5级别的管理层也同样有涉及到被裁员工，但好处在于赔偿额度尚可，虽然不同层级具体额度不同，但总体上赔偿数字在“N+2~N+4之间不等”。
“早就隐隐约约听说要裁员了，没想到宣布一次裁这么多，估计后续还有，感觉并不是因为某个具体业务的裁撤。”另一位被Grab裁掉的员工说。
根据陈炳耀在全员信中的表述，这次Grab的大裁员，并非“走捷径追求盈利”，而是因为“必须适应我们的运营环境”。他尤其还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内AI技术带来的大冲击：“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正在飞速发展。成本已经上升，直接影响了竞争格局。”
但相关领域投资人向霞光社表示：“感觉与AI冲击直接关系不大，可能在未来战略上会有影响，但目前是感受不到的。”
The Graph在其基于以太坊的网络实施状态通道技术:金色财经报道，区块链数据索引项目The Graph宣布，正在其基于以太坊的网络上部署可扩容的通用状态通道。其团队表示，这项开发将使用户能够直接连接到去中心化服务提供商的分布式网络，从而实现更快、更安全的P2P小额支付。[2020/10/9]
而陈炳耀信中提到的并非“走捷径追求盈利”的说法，却有很多业内人士买账。理由是Grab从上市起，虽然尚未实现盈利，在东南亚以及全球也面临着许多巨头的竞争压力，但其一直以来在现金流领域都很有优势。甚至从其今年3月底披露的财报中看，其账上净现金还有50亿美元，仅这些就足以支撑公司运营8年。
此外，了解陈炳耀身世的人更是知道，这位妥妥的富二代从不会为钱发愁。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陈家就在马来西亚获得汽车特许经营权，涉足汽车业务，成为日产汽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生产商及分销商。后来公司业务从最初的汽车经销商逐步发展成横跨汽车零件制造、汽车组装、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跨国公司。陈炳耀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如果失败了，我会从头再来，没什么大不了；而且我创业也压根不是为了钱，我完全没有财务上的压力。”所以，尽管创业早期他遭到父亲反对，但心疼儿子的陈炳耀母亲还是为自己看不懂的Grab投下一大笔钱。
那Grab裁员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二、全球战略遭遇互联网寒冬
近一年全球范围内来看，不少“大厂”都在寒冬中摸索，东南亚互联网大厂也不例外。
今年5月18日，Grab发布了今年的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其外卖业务的GMV同比减少了9%，季度环比也下降了1%；营收成本小幅增长，一季度为3.72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3.10亿美元；整体GMV达到49.58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48.05亿美元相比增长3%。虽然第一季度调整后的息税前亏损，已经下降到了6600万美元，但这家东南亚本地生活“庞然大物”依然尚未实现盈利，净亏损的下降就已经是极好的消息。
事实上，不仅是Grab，东南亚的电商行业均面临着巨大挑战。Grab在东南亚的竞争对手GoTo集团和Sea集团，比Grab更早地推行了裁员战略。
动态 | Facebook和Instagram上出现虚假的Libra账户和广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Facebook及其社交照片分享应用Instagram上出现将近12个假冒Libra的账户、页面和群组。7月22日，在该媒体提醒Facebook后，一些虚假的Facebook和Instagram账户才被删除。报道指出，一些虚假的Libra广告提出以折扣价参与尚未推出的Libra币的预售，而其他许多广告包含Facebook的Logo、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的照片或Libra的官方营销材料。这些局还传播到推特、YouTube和其他平台。（Cointelegraph）[2019/7/24]
早在2020年6月，Grab的竞争对手，东南亚的另一家提供打车、外卖等服务的互联网巨头GoTo集团就宣布裁员430人。去年11月，GoTo又裁员1300人之多，占公司总人数的12%。不久前的3月，GoTo又宣布要裁员600人。
GoTo的CEO安德烈·索里斯托还在采访中直言，这段时期“具有挑战性”，要“创建一个更精简的组织”。
同样，SeaLimited和其旗下的Shopee，去年的裁员风波更是屡上新闻。尤其是Shopee连续几轮的海外市场大撤退，涉及到裁员人数合计达到6000~7000人。此外，在新加坡设有办公室的美资互联网大厂如Meta、Google，几轮裁员下来也同样严重影响到了东南亚互联网职场风向。
相比之下，Grab的裁员节奏反而相对缓慢。
不仅如此，由于Grab于2022年收购了马来的生鲜电商连锁品牌JayaGrocer，其纸面的员工人数在去年不降反增——增加了3000余人，也正因为此其总人数才逐渐达到2022年年报中显示的11934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Grab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布局颇为奇特：
虽然Grab最初在马来西亚创立，但从2014年初就把总部迁到了新加坡，以新加坡为基础辐射东南亚地区的8个国家400多个城市。然而，除了东南亚的雅加达、胡志明市等，Grab还在北京、班加罗尔和美国西雅图等全球7个城市都设有研发中心——但这些城市并没有Grab的业务覆盖。
声音 | 外媒：Grayscale Investments的首席执行官正在购买四种代币:据bitcoinexchangeguide报道，Grayscale Investments的首席执行官Barry Silbert 通过推文透露，他正在购买更多的以太坊经典（ETC），Zcash（ZEC），Dcentraland（MANA）和Horizen（ZEN）代币。[2018/12/3]
北京是Grab在东南亚之外成立的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
Grab在世界各地的研发中心，都布局了“特定的业务”——从Grab官方资料上来看，Grab北京办公室建立于2015年5月，重点研发领域包括Grabfood和物联网等；西雅图研发中心建立于2016年1月，重点工作则包括数据平台、用户信任、身份与安全等。而在更靠近东南亚市场的新加坡，则多了司机体验、客户体验以及Grabpay等工作，在雅加达也更侧重商家和司机入驻等更靠近市场端的工作。
也就是说，Grab虽然在这些市场没有布局业务，但布局了大量的研发人才。这既可以理解为Grab的人才储备战略，也可以解释为东南亚本身的人才缺乏。
全球布局人才是Grab能保持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但也是触发其寒冬下收缩的导火索。
在此次的裁员中，Grab西雅图研发中心也被认为是“裁员重灾区”——据传有80%人员被裁；而北京研发中心也遭遇一定比例的裁员。
因此，此次裁员，更像是Grab面对“寒意”下的收缩。伴随着Grab等东南亚大厂在全球范围内研发中心的搭建，以及过去几年在电商、本地生活、出行、支付金融等诸多领域的拓展，由于战略步子迈得太大而造成的人员冗余，裁员几乎是一种必然。
此外，人才的分散和臃肿，势必也会带来管理和执行效率上的牵绊。由于Grab吸收了多个国家的科技人才，在文化融入和沟通上都会存在障碍。有被裁员工甚至吐槽，Grab内部也开始内卷，一些中层管理者也在此次裁员之列。
今年一季度Grab业绩会中也披露，过去两个季度，其核心部门和公司职能部门的整体员工人数环比下降。管理层仍然专注于提高整个组织的成本效益，以进一步降低区域企业成本。
三、CopyChina，甜蜜后的阵痛
更深刻的隐忧，是这家互联网公司的“基因”。
表面上，这是一家从东南亚成长起来、极具活力的平台企业。
“Grab是东南亚的‘超级应用’，服务很好，一般不会有送错，不接单这些情况。”
这是一位消费者在使用Grab后的评价。实际上，Grab在东南亚消费者的观感里普遍还不错。
“一到印尼，满大街都是戴着绿头盔的摩托车。无论是载客摩托还是打车，都免不了看见绿色的外套和绿头盔。”一位出差东南亚的商务人士说。他一下飞机就看到了Grab的载客指示牌——一个大大的“pickuppoint”标识，颜色是一种颇显正规的，让人安心的草绿。
“对比Gojek，感觉Grab在不同国家间切换更顺畅一点——更适合在东南亚频繁商务往来或者出差的人群，这部分人也较为对价格不敏感。”这位商务人士称。
尽管人们提起Grab首先就会想到打车业务，但除此之外，Grab还有三大板块业务：以外卖为主的配送服务、金融支付，以及占比较小的广告和企业业务。
这些业务的模式和成长，几乎都完全复刻了10年前中国互联网巨头们的打法——从模式复制，到烧钱占市场，乃至他们背后的股东金主，都闪现着阿里、腾讯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和资本的身影。
借着中国互联网巨头们的“捷径”，Grab在短短数年，就能在打车、外卖、支付等各条业务线站稳脚跟，并一度估值接近400亿美元——用户是Grab数倍的滴滴，同一时间的估值也才600多亿美元。
实际上，跟国内互联网平台有相似的模式，让不少涉足东南亚的出海人对Grab有一种熟悉的便利感的同时，Grab也有着同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公司相似的“通病”。
要知道，如果时间回到5年前，那时候Grab尚处于烧钱换用户时期，甚至填写一个促销码，就可以免费打车十几二十次，几乎全东南亚的城市居民都在“薅羊毛”。
而去年到今年，有不少新加坡、马来的用户表示，“Grab打车越来越贵了”。也有用户表示“比原来更难打到车”。为了增加收入，弥补前期获取用户、吸纳司机时烧钱打法遗留的弊端，Grab试图采取很多手段来增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削减补贴和增加费用两个维度。
根据《联合早报》的消息，Grab平台费已于今年5月5日上调。此前Grab给用户发邮件表示，之后平台向乘客征收的费用，将从三角钱上调到七角钱，包括JustGrab、GrabHitch和StandardTaxi都会受影响。这笔上涨的平台费，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每单多收取2元。
同时该媒体也提到，Grab等东南亚打车软件的总体活跃司机却在减少：该平台每月的活跃司机从疫前的6.9万名，减至去年第四季的大约5.5万名。司机人数减少，乘客除了要支付更高的车资，等候时间也更长，尤其是在晚间。
这无疑也会给Grab等打车软件带来压力。
活跃司机的减少也源于当地的职业文化特质：“新加坡相对还好，东南亚其他地区员工确实就职偏‘自由’。”出海东南亚多年，对当地招聘感到头疼的一位出海人说。“今天还上班呢，明天就不来了，越是薪资水平低的行业越是如此。”
这种“打零工”式的高流动性人员，多半出现在Grab的注册骑手和司机端，而非办公室正式员工。这就让东南亚的互联网服务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自然在用户体验上会大打折扣。
另一层面的压力，来源于同类软件的竞争。东南亚互联网大厂竞争，绕不开三大巨头：Grab、GoTo和Sea，而他们也都集中押注在了网约车和外卖配送领域。
在打车领域，同样以摩托打车起家的东南亚软件Gojek，是Grab在东南亚诸国的强劲竞争对手。2021年4月之后，东南亚网约车巨头Gojek和电商平台Tokopedia合并为新公司“GoTo”，更是成为了集网约车、外卖、物流、电商、支付为一体的东南亚本地生活巨头。
在外卖配送领域，在过去三年线下餐饮的空白期，Grab、Gojek，乃至Foodpanda等外卖配送平台快速增长并竞争激烈，并在不同国家瓜分市场。以Grab相对较弱的越南市场为例，Sea旗下原外卖平台Now变身“ShopeeFood”，在市场占比和Grab外卖软件上几乎平分秋色。
东南亚的7个特大城市群市场，几乎已经被这三大巨头瓜分殆尽。烧钱式的用户获取与“内卷”式的巨头竞争之下，难以盈利也成为困扰东南亚大厂的持续性难题。再加上东南亚本身市场狭小和人口的局限性，几大巨头的用户增长速度也在肉眼可见地放缓。
分散的市场，和残酷的竞争，让这些“CopyChina”的互联网平台遭遇了成长的阵痛。
四、总结
过去，东南亚相对贫乏的互联网应用、广阔的年轻人市场，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东南亚的热潮。
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从中国到东南亚，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故事，也鼓舞和吸引着隔海相望的东南亚互联网企业。于是在互联网红利时期，这些企业都呈现出一种飞奔姿态。然而，当红利消退，互联网企业进入成长的阵痛，就会发现一些过去适用的法则慢慢失灵。比如在东南亚，由于市场的分散，当市场开拓进入后期，成本也将大幅提升；而由于东南亚贫富差距较大，中产阶级群体较小，难以持续支撑互联网消费的升级，最终也将导致烧钱占领的市场，没有形成足够的粘性。
此外，由于东南亚低收入人群的职业习惯过于“自由”，面对“今天还上班，明天就不来了”的情况，互联网服务也难以保证，也会让平台服务大打折扣。
因此，文化上的差异造就行为上的差异，行为上的差异就会导致结果上的差异。
不过，考虑到过去三年东南亚移动互联网习惯的养成，外卖、打车频率都在提升，Grab的市场份额也水涨船高。基于东南亚互联网渗透率低的考虑，整个市场仍有上涨的空间。虽然此次经历较大的调整裁员，但从整体市场趋势来看，Grab作为东南亚巨头依然未来可期，只是前路依然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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