飒姐团队收集的涉币刑案公开判决书2000+，其中，组织领导活动罪409个，占比最高。该罪名频繁在币圈出现，是办案民警十分关注的罪名，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刑法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活动罪。与大家一起研习，厘清行为边界，减少案件发生，节约司法资源。
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犯罪
根据两高、部2013年11月《关于办理组织领导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方式的“团队计酬”，即便是形式上符合三级30人的要件，但也不能按照犯罪处理。但是，对于表面卖商品，实质上“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活动，应当以刑法第224条之一定罪处罚。
肖飒：销售比特币矿机存在反、侵权及税务风险: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销售比特币矿机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一是反风险。尽管目前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矿机生产商必须承担反义务，但与虚拟币相关的反问题始终在监管部门的视线范围内。二是专利侵权风险。矿机生产商属于芯片制造业，因此涉及大量专利问题，若明知销售的比特币矿机侵犯专利权却仍然参与销售，可能会违反《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对权利人专利权的侵犯。三是税务风险。一些矿机厂商在销售矿机时会接受比特币支付，可能会引发税务风险。（证券日报）[2021/3/29 19:24:36]
也就是说，罪与非罪的“质变”差别，不在于表面上的团队计酬方式，而是在于是否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通过“拉人头”取“入门费”。
声音 | 肖飒：区块链新规 预示五个未来趋势:10月22日消息，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肖飒今日发文对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1、由于区块链媒体极易影响社区用户的心态，如果含有内容与挖矿、产生tokens直接相关，该媒体行为应该受到区块链新规管理；2、作为“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程序猿成为“盯防主角”；3、建议广大区块链行业企业和从业者，积极参与到各地区块链行业协会中；4、备案，倾向于形式审查；5、社区言论并非法外之地，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区块链同理。[2018/10/22]
在币圈类似案件中，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销售的某个token到底是不是虚拟商品，有无财产属性，还是仅为犯罪道具；其次，币圈案件行为方式多表现为“挖矿”，奖励方式不一定是直接返币，而可能是加速挖矿成功的进度，这会不会影响案件定性，值得探讨。
声音 | 肖飒：中国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望年底落实:据财新网，对于国家网信办19日公布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这次给的征求时间较短，说明市场呼声强烈，监管机构的心情迫切，应该很快会出台，估计年底前有望落实。”与网贷等行业初期不同，区块链行业在监管初期就开始重视“行政处罚”，此次意见稿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表明了监管机构的态度：违者可入刑。此次规定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实行备案制，要求进行年审。对制作、发布、传播法规禁止信息等违规行为，规定明确了警告、罚款、甚至责令暂停服务等责任追究。[2018/10/20]
2013年对于BTC的法律定性已然清晰，即比特币属于特殊的虚拟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以团队计酬方式进行比特币挖矿，在中国法项下，很难定性为组织领导活动罪；但是其他币种，尚未到交易所的非主流币没有公允价格，适用人群窄，很有可能会被定性为犯罪工具，从而将组织者和领导者引入犯罪圈之内；对于ETH，飒姐个人倾向于将其与BTC归入同一类；但对于狗狗币之流，有可能会被认为类似非主流币而归入犯罪工具。
声音 | 肖飒：虚拟货币监管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据中国证券报消息，近日，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虽然马耳他议会通过三项法案，将区块链技术监管框架纳入法律，德、韩、日、美等国相继出台对加密货币利好政策，但毕竟虚拟货币在市场发行的ICO项目、活动多发，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和社会秩序。“虚拟货币监管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探索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的监管举措，探索合理监管机制之下市场的有序运行。”[2018/9/25]
难点在于，返利方式并非直接给币，而是给予一种加速的权利，如果这种加速很难折算成财产，则构成刑法第224条之一有法律障碍。学理上，我们可以类比贪污贿赂案件中“三陪女服务”也是财产性利益，但司法实践里，还是要严守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将加速权排除在组织领导活动罪的“计酬”和“返利”之外。
取财物
根据司法解释，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盖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取财物”。
首先要注意的点是：参加人员是否自我感觉被或没被，不影响认定“取财物”。
其次，取财物并非虚置，而是要从金字塔结构来看，要想维持组织生存，就要找到下一个击鼓传花的冤大头。按照复利计算，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不够组织发展下线，因此，通过发展下线拉人头的方式，维持组织生存是必然失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此心知肚明，还继续许诺给予回报，拿走他人入门费，这就是取财物。
然而，币圈案件略有不同，倘若组织者不给参与者承诺回报，而参与者也明知没有确定回报，而只是为了拿到token去交易所博一博收益，参与者赚钱赔钱都是来自于交易所的交易获利，那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飒姐了解，项目方与交易所签署抽屉协议找量化团队“托市”已是公开的秘密，倘若组织者领导者与交易所操纵币价，则还是“取财物”；倘若查明，组织者并未与交易所勾结，虚拟币由于自身的“通缩”或者稀缺性被炒作翻倍，则不能将板子打在组织者身上，起码不能按照组织领导罪定罪处罚。
关于竞合问题
有法币的加密资产涉刑案件，经常出现组织领导活动罪与集资罪“想象竞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根据刑法的基本处理原则，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翻看法条，我们会明显看出，刑法第192条集资罪更重，也就是说倘若币圈案件涉及法币，应该大量被定性为集资罪，而不是409个案例被最终判决为组织领导罪。
个人认为，理由有三：一是对于加密资产、数字代币的法律性质，把握不准，不知道是否需要按照财产法益进行保护；二是有一种司法观点从知识产权犯罪延伸出来，即他人占有不足以完全让所有者的权利灭失，但显然私钥为王的加密界，这种传统知产犯罪的理论不能适用；三是司法鉴定机构对于加密资产的定价十分困难，飒姐承办和接触的案件中，有按照行为时三家主流交易所均价给加密资产定价的先例，但是更多司法鉴定机构担心币价不稳，影响其公信力，因而拒绝做鉴定，导致没有犯罪数额，只能排除集资罪，用组织领导活动罪定罪处罚。
市面上也有传闻是关于组织领导活动罪，罚没相应加密资产升值等，讲真，接管一堆不知道啥时候暴涨暴跌的“雷”，并非美差，更何况还出了四川链某事件，各地办案机关还是十分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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